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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专访】“升级”中国经济:从做大到做强
作者:bbin宝盈    发布时间:2021-03-07 08:13    点击次数:次   

  只有真正的升级了,中国的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。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打开一个新的空间,不仅有深度,而且有质量、有效益,能提升创新能力,不再依赖于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,从而找到中国经济新的兴奋点。

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7日回答记者提问时首次明确提出了“打造”的战略思维与战略构想。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,至少四次强调了“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”的主张与追求。中国网观点中国记者就如何“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”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李义平。

  李义平:中国经济要升级,很显然是原来的路实在走不下去了。原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拼资源、拼环境、拼劳动力便宜,用经济学的话讲,是产业空间很大。那时候中国穷、产业空间大,可以跟在人家后面去做。回忆一下上一世纪七、八十年代吧,人家做电视,我们跟着做电视。人家做冰箱,我们也跟着做电冰箱。人家有汽车,我们跟着做汽车。那时候我们的资源环境没有压力,劳动力也很便宜。

 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,人家有的,我们也有了,产业空间饱和,这就好比10000米的高空大家都摆满了,要打开新空间,就必须上升到12000米,甚至15000米。也就是说,我们的产业空间相对狭小了,资源环境的压力变大了,有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可能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历史把中国经济推到了一个不升级、不创新就不能发展的层面,另外,人民群众对经济增长的质量、对环境、对公平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的要求越来越高了。

  李义平:只有真正的升级了,中国的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。什么叫升级呢?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打开一个新的空间,不仅有深度,而且有质量、有效益,能提升创新能力,不再依赖于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,从而找到中国经济新的兴奋点。

  李义平:首先,应当是产业层面由大到强的升级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但仅仅是靠拼资源,拼环境,拼劳动力,产业空间很大的情况下做大的,并没有做强。升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:

  从国家层面讲,一国的经济发展通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:即模仿创新世界级的品牌,例如韩国、日本,都是这样发展的。一开始都是模仿,中国也一样,像浙江、江苏都是从模仿开始的,发展到一定程度,有了资本,就不能再模仿下去了,就要有创新,否则就只能老跟在别人后面。另外,上升到世界知名品牌的经营也不够,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世界知名品牌,绝大多数还停留在一个相对低的模仿阶段。

  从企业或产业的角度看,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个阶段是研发;第二阶段是制造;第三阶段是品牌的经营。品牌体现了企业的文化、技术、以及市场的认同。目前我们的企业研发投资很少,基本上承接的是制造的环节,而且附加值很低。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不多,自主品牌也不多,所以这些同样说明我们仅仅是做大了。

  如果单位GDP可以用称秤的话,中国与美国的GDP相比,一定是中国的更重些。因为它涉及到GDP的物质构成,美国的GDP是知识产权产品,是高精尖的制造业,大量的文化产品;而我们的GDP是鸟巢、水立方,鄂尔多斯的康巴什的鬼城,还有很多地方的形象工程,大量的制造业,大量的没有核心技术的招商引资项目,现代服务业不发达,文化产业基本是逆差。我们要让GDP“轻”下来,提高它的技术含量。如果讲到颜色的话,人家是绿色环保的,颜色可能相对绿得多,我们的颜色可能是黑的。这些也都说明我们仅仅是做大了,还没有做强。所以我们要做强,就必须转型升级。

  李义平:第一个标准是一些产业能不能上升到产业链高端,有产业话语权,有品牌。第二个标准是能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的瓶颈问题。说白了,关键性的设备能不能造出来,大型直升机、航空母舰能不能造出来,这是强的体现。第三个标准是能不能摆脱资源依赖,浙江、江苏没什么资源,发展得很好,日本、韩国没什么资源,发展得也很好,以色列没什么资源,发展得同样是很好;相反,内蒙、山西的发展主要靠资源,如果没有资源了怎么办?美国目前把自己的资源都封存了,主要依靠创新;黄沙满天的以色列,农业发展得很好,高科技发展得很好;海啸地震不断的日本,制造业发展得很好;韩国是亚洲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。第四个标准,产业结构能不能更合理,现在的产业结构主要是靠制造业,好多地方农业成了经济发展的短边,各地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上了很多工业项目,很少有农业的项目,这就是不合理的现象,我们的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不够发达,现代服务业也并不完善。第五个标准,生态文明是否很发达,不能为了GDP而损害了我们的环境,因此环境的升级是很重要的。

  李义平:经济升级了,不仅是增长速度问题,而是质量好了,环境好了,经济增长了,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提高了,还包括更容易找到工作,更加感到社会的公正,能够享受到好的阳光、美好的空气,没有食品安全问题,没有癌症村。

  首先,从认识层面讲,必须改变一味追求GDP增长速度的观念。GDP本身掩盖了很多消极的东西,当GDP成为地方政府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之后,地方政府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和污染企业站在一起,助纣为虐。所以,首先应当解决认识层面的升级,没有认识层面的升级,整个升级版都是空的。单纯追求GDP会耽误中国梦的实现。

  第二,升级版应当对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作出一些调整。应当让市场经济自觉地去解决问题,该淘汰的就要淘汰,没有强制性的淘汰就没有创新,就没有升级。政府过度救助,会将很多东西扭曲,这就涉及到体制的升级。我们以往的体制在打造速度方面具有优越性,但这主要是靠地方政府互相之间的竞争推动的。如果我们要追求经济增长质量,就要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,让企业更多地去试着创新,遵循投入和产出的规律。所以,我们应当放手让企业去试,这就涉及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。政府要想发挥好作用,主要是提供制度和规则、创造良好的环境,而不要去直接支持某个企业,某个产业。要放手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, 让企业家、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,政府就应当退出市场,尤其是作为地方政府,不要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。讲得很好,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,最佳运行的市场经济体制、最佳运行的经济状态是最少宏观调控的经济状态。

  第三,从微观的企业层面来讲,精细化是工业文明的基因,过度的商业化,过度的浮躁,是做不到精细化的,想要几年之内就做到世界五百强那是不可能的,所以需要耐心,需要持之以恒。升级不光是政府的升级,作为企业家也升级,企业家必须认识到,要支撑一个企业,仅仅有钱是不行的,没有核心技术,没有市场需求,再多的钱也支撑不起来。作为企业,不一定非要追求高新技术产业。德国的汽车是传统产业、意大利的沃尔沃、意大利的家具、服装也是传统产业,那个行业都能盈利,关键是你要比别人做得好。

  另外,提高全民族的创新,企业家精神很重要。企业家精神就是去发现,去探索,去创造,去扑捉机会;不甘于寂寞,有浪漫主义的想象,也有英雄主义的追求,能够包容失败以色列是一个创新的国度,以色列一共七百万人,以色列的奥斯卡金像奖占全世界百分之三十多的比例,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占百分之二十多的比例。马克思是犹太人、爱因斯坦是犹太人,以色列人特别敢于想象,特别敢于创造,以色列从小就教育小孩提问题,要敢于打破传统。所以,我们应当有一种软的环境,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,这种文化能够提升人们创新的激情。

  中国网:刚才我们说到系统性风险的问题,你预测一下,可能会有什么风险出现,我们应该怎么应对?

  李义平:升级本身只要方向正确没有太大风险,反而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风险比较大,特别是金融风险。比如,地方政府借了多少钱,搞了哪些没有回报,或者回报率很低的项目,并不清楚。另外,各地城市化也同样潜藏着巨大的风险,好多地方把城市化变成了圈地运动。这种“城市化”一方面使农民丧失了工作机会,一方面在提高房价。中国社会之所以比较稳定,是因为农村还存在,因为农民还有土地。当中国农民没有土地的时候,那是非常危险的。他们动辄出动警察对付农民,用微薄的补偿剥夺农民世代祖传的饭碗。例如西安,当年八百里秦川麦浪翻滚的景象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。一些招商引资项目给的条件特别优惠,从经济学的角度几乎看不出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好处。不知道那些官员们到底想干什么?还有一点,我认为腐败是最大的潜在风险。

  李义平:我们应当反对“伪城市化”。我认为城镇化应当有产业支持、有产业拉动的城镇化。比如东莞、顺德,浙江、江苏那些地方,需要聚集很多的企业,这样的城镇化,是有产业支持的,可以转移剩余劳动力,有消费需求的。

  现在很多地方是盖房子、圈地、摊大饼式的城镇化,人为地建造所谓的“国际大都市”,最后建成一条大马路,两行卷闸门,并没有产业支持,这就是伪城市化。所谓的一体化,只是用盖房子连起来的一体化。

  伪城市化是很危险的,上世纪九十年代拉美的城镇化,就是把很多人转移到城市,但是没有那么多的就业岗位,城市的贫民,社会犯罪问题,道德问题等等变得非常严重。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很严峻,一方面是城市不能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岗位,农民工的小孩上学都是问题;另一方面,农村很多是老年人留守,年轻人都来到城里打工,没有人去做农业生产。其实真正的城镇化是要把农村建设成小城镇,农业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内部解决,不可能在农业外部解决,让农民不要背井离乡,提升农业的产业化,这样农民既可以享受天伦之乐,又少了很多社会问题。就近解决就业问题,应当成为新的社会时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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